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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布時間:2019-12-04 21:26
在天竺,佛教場所被稱為“伽藍”,佛教僧侶被稱為“沙門",男僧稱為“比丘”,女尼稱為“比丘尼”。佛教傳入中國之初,仍沿用這個名稱。在天竺,伽藍都沒有田產(chǎn),也不從事商業(yè)和手工業(yè),沙門的生活,一是靠施主布施,二是靠化緣。在釋迦牟尼時,最初毎天上午,沙門就手持僧缽,出門化緣,向人乞食(包括葷食、素食)。午后,專心坐禪,不再進食。不久,便改為雨季休息三個月,禁止外出,接受供養(yǎng),在伽藍內(nèi)坐禪修學,這段時間稱為“安居期”。在安居期即將結(jié)束、眾徒紛赴各地云游乞食之前,召開為期兩天的懺悔大會,請別人盡量揭發(fā)自己的過錯,然后自己進行反省、仟悔;同時,也應別人的要求,盡量檢舉其過失,以幫助他改過歸正。到了后來,便形成了沙門生活的一條教規(guī)。此外,釋迦牟尼還規(guī)定出家和在家的信徒共同遵守的五戒:戒殺生、戒偷盜、戒邪淫、戒妄語、戒飲酒??偟囊笫牵悍e德行善,忍受一切痛苦,以便來世修成菩薩或佛,升入西方極樂世界。

自在觀世音
可是,佛教傳到中國以后,情況大變。首先,來中國的都是西域高僧。官府把他們當作貴賓款待,不僅為他們建造佛寺,而且將其生活費用全包了下來。因此,在中國的西域沙門,都用不著化緣乞食。其次,佛寺里的沙門人數(shù)很少,用不著開懺悔會。他們的日常生活,一是早晩念經(jīng)、拜佛,二是坐禪或譯經(jīng)、進行社交等。他們的人數(shù)少,人地生疏,語言又不通;特別是佛經(jīng),都是怯盧文和梵文,漢人不懂,傳教很困難。后來,他們逐漸認識到,只有大量翻譯佛經(jīng),讓中國人了解佛經(jīng)之后,佛教才能在中國傳播開來。因此,學習漢語和翻譯佛經(jīng),成了西域沙門的主要工作。
可以說,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是與佛經(jīng)的翻譯、介紹同步進行的。在漢明帝及其以后很長一段時期,由于西域高僧不通漢語或不大懂漢語,需要經(jīng)過幾道翻譯,才能把怯盧文佛經(jīng)和梵文佛經(jīng)翻譯成漢文佛經(jīng)。而翻譯出來的佛經(jīng),往往語言生澀,詞不達意,因此,即使在上層社會和漢人知識分子中,對佛經(jīng)也不甚了解,受其影響和信奉佛教者很少。當時,中國人只是把佛教當作類似老子、莊子的一個學派,硏究其清虛、無為之道。直到東漢后期,西域高僧們開始進一步重視譯經(jīng)工作,努力學習漢語,提高翻譯質(zhì)量,幾乎是全力投入佛經(jīng)的譯介工作。其中最有名的譯經(jīng)名僧有安世高,他翻譯的佛經(jīng)有《安般守意經(jīng)》、《陰持入經(jīng)》、《大十二門經(jīng)》、《小十二門經(jīng)》等,其中以禪經(jīng)居多;支婁迦讖(簡稱“支讖”)翻譯的主要有《大乘般若經(jīng)》、《般若道行經(jīng)》、《般舟三昧經(jīng)》、《首楞嚴三昧經(jīng)》等,其中主要是大乘經(jīng),其次是禪經(jīng)。其他高僧如竺佛朗、安玄、支曜、康孟祥等,也翻譯了一些其他經(jīng)書。
在天竺,當時正是大乘佛教昌盛時期,因此,傳入中國的主要是大乘佛教,翻譯的佛經(jīng)也主要是大乘佛教經(jīng)典。小乘佛教及其經(jīng)典也傳到了中國。大乘佛教形成于公元一二世紀,強調(diào)一切眾生均可成佛,一切修行應以自制、制他并重,自認為這是“菩薩”之道,教法最好,因此自稱“大乘”。小乘佛教是比較原始的佛教,它堅持苦、集、滅、道四諦”等原始教義,主張自我解脫苦難,認為沙門修行不能成佛,最高成果只能達到羅漢。隨著大乘、小乘佛教傳入中國及其經(jīng)典翻譯的增多,人們便面臨如何對待他們之間的異同問題。由于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都需要取得中國當權(quán)者的支持才能廣泛進行傳教,過分強調(diào)兩者的異同將不利于被統(tǒng)治者所接納,因此兩者的差異呈日益減少的趨勢。
西域高僧們?yōu)榱耸狗鸾痰靡栽谥袊鱾鳎麄冊诤髞矸g佛經(jīng)時,往往參考并結(jié)合中國的傳統(tǒng)方術,以便得到中國統(tǒng)治階級中信奉黃老之學(即道家)者的支持;他們還煞費苦心,盡量調(diào)整譯文,避免與當時的中國政治、倫理觀念發(fā)生沖突。漢靈帝末年,牟子撰寫《牟子理惑論》時,更是把佛教思想同道家、儒家思想結(jié)合了起來。他自稱“銳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玩《五經(jīng)》為琴簧”。三國時期的佛教學者都效仿他。與此同時,西域高僧大肆神化佛祖與佛教,不僅把天竺有關佛祖和佛教的神話統(tǒng)統(tǒng)搬到了中國,而且還編造了許多神話故事。三國以后,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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