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萬佛寺、西安路、商業(yè)街等地南朝佛教造像

發(fā)布時間：2019-09-02 17:13

四川萬佛寺、西安路、商業(yè)街等地南朝佛教造像

        四川現(xiàn)有南朝造像，相對南京、浙江等地保存較為完好，且數(shù)量較多。主要出自成都、茂汶、綿陽等地，其中以成都地區(qū)規(guī)模最大。

        成都南朝造像，以出土點計有四處，分別為萬佛寺、商業(yè)街、西安路及窄巷子。萬佛寺廢址位于成都西門外萬佛橋附近，自清光緒年以來，陸續(xù)發(fā)掘出土石刻造像，南朝紀年像六件；商業(yè)街1991年出土九件佛教石刻造像，南朝紀年像二件；西安路1995年出土佛教石刻造像八件，南朝紀年像五件；窄巷子出土兩件梁代大佛頭石刻。

       此外，成都市西北的茂汶縣，20世紀20年代出土一件刻有齊永明元年（483）銘文，正背面雕有無量壽佛、彌勒佛像的造像碑。位于成都東北“金牛道”上的綿陽漢闕，補刻有梁普通三年（522）的佛教造像。

（一）      造像分期

         四川南朝造像由于紀年明確，數(shù)量相對較多，階段性風格特征鮮明，為分期提供了條件。其中劉宋紀年一例，蕭齊三例，蕭梁十余例，北周兩例。北周造像也出于成都，且與蕭齊造像相承，一并納入四川南朝造像研究。

        上述造像整體風格演變大致有以下特征：造像形式上，背屏造像由早期的一鋪三身增至一鋪十一身，至北周，背屏造像趨于衰落，圓雕單體造像逐漸增多，現(xiàn)定為北周的造像均為單體圓雕，未見組合造像。佛像方面，佛衣由厚重外展變得單薄貼體，形體表現(xiàn)更為明顯。佛頭由逐漸代替早期無紋肉髻成為主流，并由高髻螺發(fā)向低髻螺發(fā)轉變。菩薩方面，瓔珞由簡趨繁，寶冠由低變高。

四川南朝造像歷宋、齊、梁、北周，依風格變化可分為三期：

        第一期：以四川地區(qū)三件蕭齊紀年造像為代表，分別為齊永明元年（483）茂汶出土的西涼曹比丘釋玄嵩造無量壽佛及彌勒佛二尊像，齊永明八年（490）西安路出土法海造彌勒佛像及商業(yè)街齊建武二年（495）釋法明造觀世音成佛像。多為背屏式造像及造像碑，一佛二菩薩組合，佛多呈結跏趺坐，施無畏與愿印，佛頭均為無紋肉髻，肉髻較高。佛衣未褒衣博帶式，表現(xiàn)厚重，右領襟敷搭左肘，下擺呈三瓣式下垂覆亞形壇基。

        四川地區(qū)劉宋年間造像，僅有宋元嘉二年（425）造像的背面經變故事拓片，畫面中部弦月形六人并坐像，據(jù)長廣敏雄先生考為六菩薩坐像，佛像造型沒有出現(xiàn)。川地蕭齊最早紀年像為齊永明元年無量壽佛、彌勒佛二尊像，其中彌勒佛坐像與西安路齊永明八年彌勒佛坐像及商業(yè)街齊建武二年觀音成佛坐像風格完全一致，可以看出，蕭齊初年川地此類造像風格即已成熟，一期造像上限約當宋末齊初。

          四川蕭齊紀年的幾尊背屏造像，主尊兩側多雕有兩尊脅侍菩薩立像，這一時期菩薩頭飾形式較為豐富，齊永明元年造像碑左右兩側各雕有菩薩立像一尊，分別為低保冠和束髻，西安路齊永明八年背屏造像主尊兩側菩薩分別為三葉冠和束髻，商業(yè)街齊建武二年背屏造像右側菩薩為束髻，左側菩薩頭部殘損。蕭齊時期菩薩頭飾有低保冠、三葉冠和束髻，至蕭梁時期多統(tǒng)一為高寶冠。并且蕭齊的脅侍菩薩均著Ⅹ形披帛，于腹前交叉穿壁，沒有出現(xiàn)蕭梁時期造像中的Ⅹ形穗狀瓔珞。與棲霞山佛像均為螺發(fā)不同，川地一期造像少有螺發(fā)，多為無紋肉髻，至蕭梁時期，螺發(fā)才逐漸成為主流，這或許暗示著影響四川南朝早期造像的因素較為復雜。這一時期佛像多為坐像，呈三瓣式裳懸座，至蕭梁時多為立像，衣紋呈八字形外展下垂。在造像組合上，也由蕭齊的一佛二菩薩增至蕭梁時期的一鋪多尊。

由上述造像因素分析，可將一期造像的下限，定在蕭齊末年。

第二期：四川現(xiàn)有出土點明確的蕭梁時期紀年石雕像，約有11件，以時間順序例表如下：

四川地區(qū)蕭梁時期紀年佛像一覽表

名稱

年代

出土地

題材

組合

造像形式

法海造像

天監(jiān)三年（504）

西安路

無量壽佛

一佛二菩薩

背屏式造像，主尊及脅侍均站立

王叔子造像

天監(jiān)十年（511）

商業(yè)街

釋迦佛

一佛四菩薩

同上

康勝造像（圖71）

普通四年（523）

萬佛寺

釋迦佛

一佛四菩薩四弟子二力士

背屏式造像，群像皆站立

普通六年（525）

萬佛寺

釋迦佛

殘

背屏式造像，主尊結跏趺坐，脅侍站立

鄱陽王世子造像

中大通元年（529）

萬佛寺

釋迦佛

單遵佛像

圓雕立像

晃臧造像

中大通二年（530）

西安路

釋迦佛

一佛四菩薩四弟子二力士

背屏式造像，群像皆站立

釋僧顯造像

中大通四年（532）

不詳

釋迦佛

同上

同上

上官法光造像

中大通五年（533）

萬佛寺

釋迦佛

同上

同上

侯朗造像

大同三年（537）

萬佛寺

單尊佛像

圓雕立像

張元造像（圖72、圖73）

大同十一年（545）

西安路

釋迦多寶佛

二佛五菩薩二弟子二力士

背屏式造像，兩佛結跏趺坐，脅侍站立

比丘愛造像

太清二年（548）

萬佛寺

觀音菩薩

一觀音四菩薩四弟子二力士

背屏式造像，群像皆站立

丁文亂造像

太清三年（549）

不詳

釋迦佛

二佛一梵王二菩薩四弟子二力士

背屏式造像，主尊結跏趺坐，脅侍站立

柱僧逸造像

太清五年（551）

西安路

阿育王造像

單尊造像

圓雕立像，頭光殘

        此外，四川地區(qū)南朝造像還有綿陽平陽府君闕上有梁普通三年（522）補刻的佛像及菩薩像。重慶市博物館藏大同三年（537）背屏式造像，雕有雙立佛四菩薩五弟子二力士組合。四川大學藏太清三年（549）丁文亂造二坐佛像，均可作為輔助研究。

        蕭梁時期較早的菩薩高寶冠，見西安路梁天監(jiān)三年（504）法海造無量壽佛的二脅侍，此背屏造像主尊為立像，衣著及二脅侍菩薩風格與法海造像一致，王叔子造像已為高髻螺發(fā)，這也是四川地區(qū)現(xiàn)存最早有紀年的螺發(fā)佛像，高寶冠及螺發(fā)，為四川二期造像的特征，兩件作品中的菩薩造型，仍延續(xù)了一期造像中的Ⅹ形披帛，不見瓔珞，可視為二期造像的早期形式，二期上限應定在蕭梁初年。

        成都地區(qū)公元556年歸北周所有，其造像風格又有較大變化，如背屏造像趨于消失，菩薩瓔珞裝飾復雜，二期造像的下限可定在蕭梁末年。這一期造像也是川地南朝造像中數(shù)量較多，且形式多樣的階段，其間出現(xiàn)單體圓雕造像，同時背屏造像組合增多。佛衣呈“褒衣博帶演化式”也出現(xiàn)在二期，以這一形式出現(xiàn)為界，第二期造像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四川地區(qū)“褒衣博帶演化式”較早見梁中大通元年鄱陽王世子造像，可視為后一階段的開始，另有西安路出土的梁大同十一年張元造雙佛像左側坐佛，與之類似的造像還見《成都萬佛寺石刻藝術》圖版11及西安路出土編號為H1:6左側坐佛。著此佛衣的造像，衣裙皆較前一階段單薄，衣褶貼體，立佛下擺也趨垂直，不似前階段外展飄逸。一期及二期前階段佛衣較為厚重，下擺外展的風格仍在延續(xù)，如萬佛寺梁中大通五年上官法光造釋迦佛立像及太清二年的觀音菩薩立像，主尊衣飾均呈外展式下垂。蕭梁時期坐佛，裳懸座多為八字形外展下垂式，不見一期造像中的三瓣式裳懸，菩薩身披Ⅹ形穗狀瓔珞，在四川出現(xiàn)于二期造像中，最早見于萬佛寺梁普通四年康勝造像，主尊兩側脅侍菩薩身披Ⅹ形披帛，飾有Ⅹ形瓔珞，并于腹前交叉穿壁，此后蕭梁時期的菩薩均披有Ⅹ形穗狀瓔珞。

         四川二期造像佛頭發(fā)式有無紋肉髻及螺發(fā)兩種，前者是一期造像的延續(xù)，后者始見于二期造像，最早見商業(yè)街梁天監(jiān)十年王叔子造釋迦佛像，為高髻螺發(fā)。由萬佛寺唐佛肉髻趨于低緩來看，四川地區(qū)南朝佛頭螺發(fā)應由高向低演化，現(xiàn)藏四川省博物館諸多螺發(fā)佛頭，其肉髻有高低之分，將其按高低之序排列，可發(fā)現(xiàn)肉髻較高臉型較長，肉髻較低者，臉型也較豐圓，可以看出由“秀骨清像”向“面短而艷”的轉變，正發(fā)生在四川二期造像即蕭梁時期。

       四川南朝一期造像組合多為一佛二菩薩，第二期初期，如西安路梁天監(jiān)三年法海造像仍為一佛二菩薩，商業(yè)街梁天監(jiān)十年王叔子造像組合增至一佛二菩薩二力士，其后萬佛寺梁普通四年康勝造像組合為一佛四弟子四菩薩二力士，普通四年后蕭梁造像組合較多，并出現(xiàn)雙佛及三佛攜眾多脅侍的組合。

       四川蕭梁時期造像的又一特點，是雙身像或三身像的出現(xiàn)和流行，主尊為雙佛、三佛或雙觀音菩薩像。西安路梁大同十一年（545）張元造像，為“敬造釋迦多寶石像”，四川大學藏太清三年造像，主尊均為雙立佛。西安路編號為H1:6造像為三佛并坐像（圖74），與張元造像風格相近，應為同期作品。《成都萬佛寺石刻藝術》一書中部分圖片年代確定有誤，據(jù)四川省博物館的袁曙光先生考證，圖版28,、27分別為像碑的正面上下部分，雕有雙觀音像，時間為蕭梁，圖版29、30分別為背面上下部分，浮雕有經變故事。吉村憐先生在《南朝的（法華經）普門品變相》一文中論述該經變故事為《法華經.普門品》變相。書中圖版26造像殘座與圖版27形制一樣，殘存的雙蓮座上，留有雙足痕跡，也應是同期雙觀音菩薩造像。棲霞山釋迦、多寶二佛并坐像出現(xiàn)時間約在齊永明年間，云岡釋迦、多寶佛對坐像出現(xiàn)在二期最早的7、8雙窟內，約完成在孝文帝初期，這一題材隨風行在以后的云岡及龍門造像。20世紀50年代河北曲陽修德寺出土了大量白石造像，其中北齊紀年造像中出現(xiàn)了雙釋迦佛、雙觀音菩薩、雙思惟菩薩、雙菩薩像，這種現(xiàn)象一直延續(xù)到隋代，其題材選擇不見同期北方其他地區(qū)，而與四川蕭梁時期造像極為相似，風格來源應與南朝造像有關。

        第三期;成都地區(qū)于公元556年歸北周所有，由此開始四川三期造像，此間造像風格較齊、梁時期有較大變化，形體表現(xiàn)進一步加強，單尊圓雕取代了背屏式造像。四川第三期造像以萬佛寺北周天和二年（567）菩薩殘軀為例，其復雜的串珠式瓔珞取代了二期造像中的Ⅹ形穗狀瓔珞，風格極具地方特色，為麥積山所不見，菩薩身軀表現(xiàn)清晰，衣博貼體，衣褶多用仿泥塑貼條技法，相同的表現(xiàn)技法還見于北周保定二至五年（562—565）阿育王造像，與之相似的造像在四川，較早見西安路梁太清五年（551）阿育王造像（圖75），可以看出成都為北周占領后，其造像風格是二期造像的延續(xù)和發(fā)展。上述阿育王像均為立像，著通肩式袈裟，佛衣貼體，衣紋居中呈弧形下垂。四川省博物館藏萬佛寺造像中還有幾尊類似造型，疑均為阿育王。據(jù)袁曙光先生介紹，萬佛寺諸多散落佛頭中有阿育王像，作犍陀羅波浪式發(fā)髻，并雕有兩撇胡須，與西安路太清五年阿育王像相同，系外來造型，可見當時對阿育王的表現(xiàn)是在恪守著一種程式進行的。成都在梁末至北周佛教造像風格的轉變，外來影響應是不容忽視的因素。

（二）      觀世音菩薩造像與阿育王造像

        四川地區(qū)南朝造像題材有彌勒佛、釋迦佛、無量壽佛、觀音菩薩、三世佛及釋迦、多寶佛等，還有諸尊阿育王造像。中國流行彌勒信仰含有上生及下生兩方面思想，上生是指信奉者死后能往生彌勒菩薩的居所兜率宮，下生是指信奉者隨彌勒佛于龍華樹下聞法而得渡。4至5世紀初彌勒三經：《成佛經》《上生經》《下生經》相繼譯成漢文，與《妙法蓮華經》成為彌勒信仰的主要依據(jù)。川地流行的釋迦佛、觀音菩薩、三世佛、千佛、釋迦、多寶佛也多取自后秦鳩摩羅什譯的《妙法蓮華經》。造像題材多與棲霞山造像取意相同，以下僅就觀世音菩薩造像及阿育王造像試作分析。

1.觀世音菩薩造像

       涉及觀世音菩薩的經典較多，流行較廣的是《法華經》中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此品經文也單獨流行，被稱為《觀世音經》。兩晉之際，《法華經》有兩個譯本，分別是西晉竺法護譯的《正法華經》及鳩摩羅什譯的《妙法蓮華經》。

        有關觀世音菩薩供養(yǎng)記載，最早見于東晉太元（376—396）年間，《系觀世音應驗記》十三條云：“晉太元中，北彭城有一人，被枉作賊，本供養(yǎng)觀世音金像，恒帶頸發(fā)中。后出受刑，愈益存念，于是下手刀即折。”典籍中有關觀音菩薩造像較早出自東晉，《歷代名畫記》載戴逵（326—396）“曾造無量壽木像，高六丈，并菩薩”。戴逵所造無量壽佛的脅侍中應有觀音菩薩。佛典中有關西方三圣的記載較早見于曹魏嘉平四年（252）康僧鎧譯《佛說無量壽經》卷下：“無量壽佛國有二菩薩，一名觀世音，一名大勢至”，戴逵的造像組合應源自此書。

        現(xiàn)存觀音菩薩最早紀年造像，出于炳靈寺西秦建弘元年（420）第169窟第6號龕內，主尊施禪定印，結跏趺坐與覆蓮座上，左上方墨書“無量壽佛”，主尊南側菩薩，立于蓮臺上，右上方墨書“觀世音菩薩”，主尊北側菩薩右上方墨書“得大勢至菩薩”。時間上南方觀世音菩薩造像要早于北方。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50年代，河北曲陽修德寺出土了大批石造像，其中雙立菩薩不見北方同期造像，在萬佛寺可找到其風格原型。

        棲霞山一期下026窟為一佛二菩薩，由于無銘文，尚無法確定是否為西方三圣。四川最早涉及觀音菩薩題材的造像，出自萬佛寺宋元嘉二年（425）石刻相碑，石刻畫像為《法華經.普門品變相》，經變畫中并未明確有觀世音造像，值得注意的是吉村憐先生認為，這幅經變故事畫與《成都萬佛寺石刻藝術》圖版29相似，應為同時期，并認為元嘉二年這幅石刻畫背面以雕刻觀世音像最為可能，據(jù)筆者實地考證，書中圖版28、27分別為圖版29、30的正面上、下部分，雕有雙觀音菩薩造像（圖76、圖77），這與吉村憐先生的推論相吻合。圖版28右下方菩薩頭戴高寶冠，菩薩衣博貼體，身披瓔珞，圖版27右下方的力士造型，均顯出四川蕭梁時期造像特征，與蕭齊年間造像風格不符，只是年代更似蕭梁時期作品。

        四川地區(qū)較明確的觀世音造像，出現(xiàn)在茂汶齊永明元年造像碑上，像碑背面據(jù)榜題可確定為無量壽佛，其左右條石側面雕有二菩薩立像，劉宋畺良耶舍與元嘉初年譯《佛記觀無量壽經》對西方三圣的組合有敘：“無量壽佛住立空中，觀世音、大勢至是二大力士侍立左右。”釋玄嵩造像碑上無量壽佛左側菩薩應為觀世音，這也是現(xiàn)存南朝最早的觀世音菩薩造像。棲霞山二期造的無量殿，主尊為無量壽佛，其左側菩薩立像也應是觀世音，建造時間在永明年間，與四川茂汶造像碑時間相近，信奉西方無量壽佛及觀世音菩薩成為南朝佛教信仰的主流。在印度，貴霜王朝時期，秣菟羅地區(qū)多造釋迦佛像，且都為菩薩名，犍陀羅地區(qū)菩薩多為釋迦佛和彌勒佛。4世紀至6世紀，犍陀羅地區(qū)由于白匈奴的入侵，造像趨于衰落，同期在中印度的秣菟羅、薩爾那特及德干高原，盛行雕造觀世音菩薩。5世紀初，法顯為求戒律遠赴印度，據(jù)《法顯傳》記載，在秣菟羅國，大乘教徒盛行于供養(yǎng)觀世音菩薩像。南朝盛行的觀世音信仰，似與印度中部地區(qū)同類信仰有關。

2.阿育王造像

       盛于蕭梁至北周時期的阿育王造像題材，成為四川南朝造像的一大特色。阿育王（約前273—前232）為印度孔雀王朝的國王，其統(tǒng)治下的王朝是印度歷史上空前統(tǒng)一的大帝國，并且阿育王還以保護佛教著稱，被佛教徒尊為“法阿育王”。佛教在他的支持下，由印度的恒河流域擴展到次大陸各地，并傳播西至地中海東部沿岸國家，北到克什米爾白沙瓦，南到斯里蘭卡，進入東南亞，傳入中土有關阿育王的譯籍有西晉安法飲譯《阿育王傳》及《阿育王經》，二者為同本異譯。阿育王除大規(guī)模供養(yǎng)沙門，其宣傳佛教最得力的方式是廣建佛塔、樹立石碑石柱。在中土，有關阿育王寺的建造，較早見《水經注》卷23“獲水”條：“獲水由凈凈溝向東，流經阿育王寺北側”，傳為楚王英所造。浙江垠縣阿育王寺始建于西晉太康二年（281），其中阿育王塔為慧達于太康年間入會稽鄮山尋得。《高僧傳》卷十三載：“東晉咸和年間，于丹陽尹高悝，于張侯橋浦里，掘得阿育王金像，供于長干寺?！边@是有關供奉阿育王像的較早記載。同書卷五（釋曇翼傳）傳載：“晉太元十九年（394）甲午之歲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現(xiàn)于城北，光相沖天，時白馬寺僧眾，先往迎接，不能令動，翼乃往袛禮，謂眾曰：‘當是阿育王像，降我長沙寺焉?！笨梢?，南方為阿育王造像在東晉年間就已流行，阿育王寺及塔的建筑要更早。

        南朝蕭梁年間，是改造阿育王寺塔，造阿育王像的又一高峰，《法苑珠林》卷三十八載：“梁武帝于葡萄三年（522），于會稽鄮縣（舊有阿育王塔處）建木浮圖、堂殿、房廊，周環(huán)備滿，號阿育王寺?！薄读簳肪砦迨摹逗Ｄ现T國傳》記大同三年（537）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發(fā)”。僧伽婆羅于天監(jiān)十一年在建康譯《阿育王經》，初翻日，“帝躬自筆受”。由上述記載可知，阿育王信仰在浙江阿育王寺、建康長干寺、荊州長沙寺及成都均有之，南方長江沿線流行較為普遍。四川蕭梁、北周時期出現(xiàn)的諸多阿育王像，當?shù)昧τ诹何涞鄣姆e極推動。其明顯的外來特征，應與當時南海諸國與南朝頻繁的佛教往來有關。

       據(jù)考古實物發(fā)現(xiàn)，四川在南北朝造像高峰之前，就出現(xiàn)過佛教造像的興盛時期，時間約在漢至蜀漢間，被學界稱為早期佛教造像時期，其造像傳入途徑也引起學界的極大關注，阮榮春先生認為早期造像由中印度傳入中土，首先進入四川、交趾，而后東傳至湖北、江蘇、浙江等幾個南方的政治文化重心地區(qū)。這樣，四川就成為較早接受印度造像的地區(qū)。

       四川佛教造像以現(xiàn)有實物資料龕，早期蜀漢之前的造像，與南北朝造像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斷裂，間隔西晉、東晉，有約一個半世紀的佛教造像空白期。四川南北朝時期最早的紀年像為齊永明元年像，且川地現(xiàn)有三尊蕭齊年間造像，佛像均為無紋肉髻，表現(xiàn)出于同期建康的螺發(fā)不同的造型取向，而三尊造像著褒衣博帶式佛衣應取自建康，無紋肉髻取自何處成為問題，并且這種發(fā)式延續(xù)至蕭梁年間，與同期出現(xiàn)的螺發(fā)并存。

        無紋肉髻在印度的中部秣菟羅地區(qū)級北部的犍陀羅地區(qū)均有，四川早期造像就有無紋肉髻，如樂山麻浩1號崖墓佛像，十六國時期北方造像也多為無紋肉髻，因此，川地這一發(fā)式是在恪守早期造像特征，還是受到來自北方造像的影響，國如阮榮春先生提到的因中印度笈多造像北上四川所致，尚待深入研究。以四川南北朝時期造像的整體風格變化龕，是與棲霞山造像保持一致的。由川地漢至北周造像風格來看，早期造像直接受到來自印度的影響，而在南北朝時期的風格變化則主要源自建康。